鉴古知今，在那些荒诞的剧情、戏谑的演绎中，方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看似浪漫的诗句，饱含着多少无奈和血泪，暗藏着多少民脂与民膏，掀开了盛唐宫廷奢靡生活的冰山一角，也揭示了帝国由盛及衰的内在原因。

“荔枝鲜”何以成了“百姓苦”？这其中投射诸多“四风”弊端，照见深层病变缘由，引发我们对作风建设的深刻探究与反思。

唯上媚权，是决策失智的根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当一道“为贵妃生辰献鲜荔”的旨意自上而下层层施压，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就此上演。荔枝使、花鸟使、浙东海货使，唐玄宗在殿中一句轻飘飘的期许，到了基层变成耗尽民力、累死驿马的严苛命令。当权柄扭曲了责任，谄媚取代了实干，制度便成为服务于私欲的华丽空壳。“唯上不唯实”的思维必将导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出现“宫廷荔枝”式的资源错配和虚耗。唯有始终以“百姓满意”为标尺，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建立“权责对等”的决策机制，才能杜绝“领导一句话，基层跑断腿”的无效空耗。

层层加码，是执行链条的疯狂。为将“不可能”强行变成“必须成”，层层加码成为必然。当万事俱备，荔枝即将起运，杨国忠一道令下，将数量从十丛增至三十丛，该指令到都省增至五十丛，到经略府变成一百丛，到基层执行者为求“保险”竟一举砍光整片荔枝园。层层加码，步步增量，至于是否会造成浪费，并没人关心。执行链条的疯狂运转，必将使任务异化为吞噬资源与民力的巨大黑洞。作风建设需斩断“加码”链条，不要让“高标准”变成“无限拔高”，不要使“尽量提前”变成“不顾实际的死命令”，要让基层从“过度留痕”“盲目加码”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在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上，避免“上面要一块冰、下面备二十块”的加码乱象。

推诿扯皮，是形式主义的泥沼。“荔枝使”是个死差，在尚食局、太府寺、宫市使、岭南朝集使、司农寺之间击鼓传花，最后无处可推的上林署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上林署的官员们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推给了不在现场的李善德。此后李善德在转运方案的落地审批中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户部老吏说，需要拿到中书门下的判押才能办理；中书门下户房的令史说，送进中书门下的札子要先通过都省的六部审议，再送到中书门下，这才是最正规的流转。形式主义达到极致，审批在“踢皮球”中陷入死循环，所谓的“正规流转”不过是责任的缺失，重重公文的背后，是对问题解决的无能与逃避。只有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最多跑一次”“兜底办”等改革，才能把“公文旅行”变成“责任直达”，让“李善德们”不再盖章无门。

奢靡无度，是民脂民膏的血泪。为了京城贵人一口鲜，大量荔枝树惨遭斧斫刀砍，更有多少骑手奔劳涉险，多少马匹横死驿道，多少桨撸折于江河，与可均摊成本的修水利兴漕运不同，荔枝转运是一次性挥霍，诸项用度，这一次用完了，下一次又要从头来过。荔枝转运，靡费非小，却并非来自国库内帑，而是通过“荔枝税”层层摊派到百姓头上，“荔枝鲜”的背后，是“荔枝税”的层层盘剥，是连云山中的“逃驿”和“无人村”，亦是杨国忠从中渔利私吞的两万五千七百贯。勤俭节约永不过时，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让每一笔“荔枝运费”都有据可查、有责可究，把公共资源用在“刀刃上”，用在民生改善、发展急需上，真正让人民尝到“荔枝甜”。

荔枝易腐，民心难欺；小小荔枝，暗藏玄机。李善德最终以记账本为武器，揭开帝国光鲜外表下朽败的内里。右相将权力视为私器，长安官吏将推诿变成艺术，岭南经略使将利己算计奉为圭臬，李善德则在岭南的青山下找到了心灵的归处。“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短期的作风整治易，长效的制度约束难，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枚千年荔枝，正是要思考如何构建超越荔枝短暂娇艳的制度“保鲜”能力，使权力不再如荔枝般易腐，而能如松柏般经霜弥坚。（作者 倪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