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恰恰是
中国政治上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革
改革开放这36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经济体制方面需要改进，但是基本上大体的制度已经建立了。是不是中国这36年的发展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改革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只是一个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政治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改革呢？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进步恰恰是中国政治上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革。我把它总结成几点。
第一是职位的限任。今天去看看，发生颜色革命的那些国家，都是因为总统没有限定制，一直可以无限当下去。中亚、中东都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限任制，搞终身制，就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邓小平的功劳。
第二是年龄的限制。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干部退休，有几百万的新的干部上去。这就是政治学里面所说的，更新非常快。
第三是贤人政治。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的话，你不仅要有教育背景，但是教育精英不一定是政治精英，因为政治就是政治。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没有各方面的经历和阅历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是集体领导体制。集体领导体制有它的负面的效应，但是积极的方面就是领导人互相制约，就是党内民主。
这些都是政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方向是对的，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如果不考虑这些政治因素，很难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伟大成就。当然也不是说现在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它也面临许多的问题。比如说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到最后就变成没人负责，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后谁负政治责任最最重要。再比如说，现在有些官员的腐败触目惊心，贪污的数量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底线。我想一个人能够贪污那么多钱的话，肯定是某些方面的制度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远未进入新常态
只是说两位数的高增长过去了
如果是发展
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经济的新常态就是指我们的两位数的经济高增长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叫中高速？就是比起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的增长还是比较高的。还有经济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对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消费。
首先就是对经济新常态怎么理解？我自己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现在远未进入新常态，只是说两位数的高增长过去了，我们追求中高速增长，但是怎么样能实现一个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呢？如果未来15年、20年实现6%、7%的稳定的增长，这就是稳定新常态；如果今年是7%，明年是6.5%，经济波动太大了，我想这是谁也不想要的新常态。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很重要，我们批判GDP主义，用牺牲社会来换取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但是GDP增长还是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是7500美金，下一个阶段就像习近平所说的“四个全面”的第一个，要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把全面小康社会理解成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观，怎么样把自己从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进入了高速增长的社会，就是像早些年的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但是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像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这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腐败，暴力，政权不停的轮换。一个社会一旦进入高收入之后就不同。
现在有些外资因为国内意识形态的争论，特别是一些左派机会主义的做法，有些在撤退，但是陆续进来的也有。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如果你要开始讲阶级斗争了，那就对人家影响很大。现在大家提倡众创，众创是可以减轻一些就业问题，但是真正对中国整个国家的GDP贡献或者是产业转型，还是有限的，还是要靠这些产业怎么样升级转型。
李克强总理这次全国“两会”上又提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我是非常赞同。你不发展真的不行。如果是发展，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不发展，就成为一个永恒性的问题。
反腐败的新制度正在形成
方向是法治
新加坡、香港的清廉跟多党制没有关系
当前，中国政治更是进入新常态。一是权力的集中，以前是太多的分权制衡。第二个是顶层设计，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是通过顶层设计而来的。第三个反腐败。
反腐败我觉得非常重要，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中央设计的很好，但是一到某些地方就被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那就不好了。群众运动非常有效，但是你要看到成本，最重要的是法治就建立不起来。
反腐败，先治标后治本，治本就是要建立反腐败的制度。你看看新加坡、香港，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反贪局，香港一个小小的廉政公署，同样是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搞得很清廉，这跟多党制没关系。新加坡是长期一党独大，香港当年还是港英当局。反腐败的机构要集中，机构太多了，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反腐败的新制度正在形成，法治的方向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