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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功自傲埋下腐根

  在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出事之前,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于是乎,他们自以为是,飘飘然,昏昏然。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们愈加认为自己贡献大、了不起,吃点、喝点,不感理亏,收点、拿点,觉得应该,到后来利令智昏,胃口越来越大,贪欲越来越强,在违纪违法的泥潭中深陷不拔。

  桐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委书记王建国就是典型的一例。32岁被提拔为县管正职领导干部,先后在多个乡镇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成绩干部”。但是他在成绩面前迷失了方向,把成绩作为贪婪的借口,居功自傲,无视党纪国法,在侥幸心理中一次又一次伸手。自以为瞒天过海无人能知,不料却在二十年后东窗事发。2012年6月26日,王建国因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贿赂37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的落马在当地干部群众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论功求偿 底线失守滋生贪腐恶苗

 

  1993 年底,桐庐县瑶琳镇党政班子研究决定建造镇政府新办公大楼。根据工作分工,所有工程款都要经时任镇长的王建国签字审批同意后才能支付,因此,王建国在瑶琳镇财务管理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办公大楼建设过程中,王建国经常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质量,与工程项目经理郑某逐渐熟悉起来。1995 年初,办公大楼主体工程竣工,但工程款尚未结清,而且还有少量附属工程在建。为此,郑某专门拜访王建国并送上2万元现金,希望在工程款及时支付等方面给予关照。之后,经王建国签字同意,郑某及时拿到了工程款。

  2万元,在今天不算个多大的数字,但在1995年的桐庐县瑶琳镇,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一个小小的镇长,怎么敢收下相当于自己一年收入的“巨款”?

  “当时的 2 万元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差不多是我一年的收入,是否要归还?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收下钱后几天都睡不好觉,也不敢存入银行,后来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笔钱。”在王建国看来,“在瑶琳镇期间,一把手虽然不是我,但财政资金都是我开动脑筋攒来的。造好新大楼,这么大的事办下来,我从朋友这里分那么一点点,很是心安理得。”“没有我,就没有瑶琳的政府大楼。我付出了那么多,为它做了那么多贡献。”

  “我这么辛勤地付出,收点钱作补偿也很正常”,王建国的想法在落马官员中并不鲜见。他们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寻求各种借口,在心理上编织合理化假象,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从而妄图逃避打击。殊不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将他们一步步推上了贪腐的不归路。

 

  居功自傲 一步步滑向腐败深渊

 

  1997 年,王建国调任桐庐县洋洲乡担任党委书记。经过三年努力,洋洲旧貌换新颜:新洋洲中学造起来了,洋洲大道拓宽了,工业园区逐渐有型了,洋洲乡班子连续三年获得“双优”……随着这些成绩的取得,王建国的内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居功自傲的心理开始抬头。

  1998 年,洋洲乡政府决定建造洋洲中学新校舍。听到洋洲中学工程项目即将公开招标的消息,郑某趁夜来到王建国家里,送上 5 万元现金,希望在新校舍工程招标过程中得到帮助。之后,在王建国的关照下,郑某的建筑公司顺利中标。

  “在新建洋洲中学工作中,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工程前期选址、筹资等方面我都亲自参与,我觉得没有我的努力不可能有新建的洋洲中学,郑某也不可能最终承建洋洲中学工程,通过招投标郑某中标后,这笔5万元钱收下来我也觉得心安理得。”可见,此时王建国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严重偏差,该不该收钱的标准不是党纪国法这条准绳,而是全看他是否在其中做出过贡献,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宗旨完全抛诸了脑后。

  “我建洋洲中学,是做好事,我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保证质量,使领导满意老百姓满意就行了。”因为这样的自我安慰,王建国此时收钱完全没有了第一次的胆战心惊。此后,王建国在帮助协调处理洋洲乡卫生院拖欠的工程款后,同样心安理得地收下了方某所送的5万元钱。

  2000年,王建国调到县外经局任局长,兼县工业项目投入把关领导小组成员,负责招商引资、工业项目投入审核等管理工作,在任期内引进了不少企业。在瑶琳、洋洲承接工程的建筑老板郑某多次向王建国提出,如果招商引进的企业需要造厂房的话,帮助他介绍一些工程。2003年至2004年期间,王建国通过多方牵线,将杭州某服饰公司、杭州某医疗器械公司、杭州某卫生用品公司等三家企业介绍给郑某,并帮其顺利承接了这三家企业的厂房工程。为表示感谢,郑某主动提出,之前王建国向他借的20万元钱不用归还了,就当作帮忙的“辛苦费”。

  “考虑到为了这三家企业落户桐庐、开工生产,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企业老板都是外地人,在桐庐很相信我,如果我不牵头联系企业老板给郑某认识,郑某是不可能承建这些工程的,也赚不到钱。所以郑某表示借款不用归还,我自己也是心安理得,所以也没有再归还这笔借款。”

  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王建国不断强调“自己劳苦功高,拿点是理所当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做了大量工作,收点钱觉得心安理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级干部辛勤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成绩面前,有的人就开始居功自傲,认为自己付出多、得到少,尤其是收入远远不如一些依附他们的工程老板,而心有不甘。作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为官从政的底线,“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这样告诫党员领导干部。既然选择了公务员,走上了领导岗位,就要履好职、尽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功高不能盖贪” 迟到的忏悔只能留给后人警醒

 

  2012年3月,王建国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两规”。事实面前,王建国交代了自己的受贿行为,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懊悔:“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现在生活又不缺钱,为什么不早点把身边不干净、不该收的钱退还呢?”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快30年了,在领导岗位也已经有二、三十年,按理说是一个很成熟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为什么会在廉政建设上犯这么大的错误?现在想想是居功自傲的原因,忽视廉政建设,认为收点小钱不算什么,最后断送了自己!”王建国在忏悔书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受贿时间有 1994年、1998年、2005年,时间的跨度够大了,最远的一笔离现在约20年了,照样东窗事发!血的教训啊!”“父亲原本以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老婆以嫁给我这样的丈夫而幸福,儿子以我这样的父亲而荣耀,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我的家人,我的儿子。”

  “功高不能盖贪”——这是王建国的深刻反省,可惜来得太迟了。法律是公正的,如果认为自己曾经做出过贡献,劳苦功高,就可以目无法纪,甚至希冀能够“法外施恩”,这只能是痴人说梦,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挑衅,其结局必然是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慎始善终”,无论功劳有多大,成绩多突出,都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应该坦然面对,绝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以此作为违纪违法的理由。等到前途尽毁、身陷牢笼的时候才幡然醒悟,这时说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