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见到他时，已是在那高高的围墙里，冷冷的铁窗前。灰色的世界，灰色的眼神，灰色的心情，他掩饰不住自己的追悔莫及。"都是我，都是我……"他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我女儿原在重点高中读书，有志向，那年高考，她面对的是父亲的被抓，她哭了，整天伤心，后来只考了个大专。女儿啊，父亲对不起你。"他哽咽着。
    "我妻子是名教师，为了我的事，她一直抬不起头，家里难啊，原先贷款买的房也不得不卖掉还贷，她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家……都是我作的孽，惹出祸端，铸下大错。"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一瞬间，空气似乎凝固了起来，只留下重重忏悔的回音。
    其实，此时的忏悔已显得很苍白，只因为时晚矣。

    他，名叫杨理，却没有扬好人生的理想，在中途自毁了航程。杨理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１９６８年，他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到某公社插队落户，年少的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从生产队植保员做起，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１９７４被单位保送到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毕业后，年仅２８岁的他就担任了植保站副站长。凭着自己的刻苦钻研，先后两次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８年，杨理升任某区苗林主任，在当时的花卉园艺界也可算是小有名气了。
    这样一个业务尖子，仕途一帆风顺，理应能干出一番事业。诚然，杨理在任主任初期尚能管理有方，认真工作，业绩不俗。然而好景不长，他开始变了。恭维的话听顺了，不知是吹捧；刺耳的意见听烦了，不知是良药。钱在杨理的心里是越来越重要了。眼看着一个个经自己点拨下海经商的朋友、徒弟发了，他不禁感慨："凭什么呀？"再看看那些有求于自己的个体老板一个个没有文化，却个个腰缠万贯，灯红酒绿，美女相拥，杨理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可又对他们潇洒的生活羡慕不已。囊中羞涩，杨理顿觉自己比别人矮几分。"太亏了，自己好歹也是堂堂国企的一个主任，还不如小小的个体户。"他浑身感到不自在，人生的天平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了平衡。
    最初，杨理还告诫自己不能"湿鞋"，南方的一些供货商要给他送钱，他谢绝了，只是让他们顺便捎上些南方的水果，给职工们发一些。但在金钱的冲击面前，杨理最终溃不成军。某年春节前夕，广州的一名个体户敲开了杨理家的门，送上了装有一万元钱的大红包。瞧着厚厚的红包，杨理有点心虚，半推半就间，他还是把红包收入了囊中。贪欲在此时完全占了上风。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从此，杨理一发而不可收拾。俗话说，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个体供货商抬高价他不敢吱声，因为他揣着别人孝敬的红包。随着口袋的鼓起，杨理的气也"壮"了，胃口也大了。他为了钱，竟然趁赴外地出差的机会向供货商"借"钱。他自己也承认，借只不过是一个托辞罢了，借钱是假，要钱是真。

    杨理迷恋金钱，也迷恋美色。那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子是个待业青年，通过朋友介绍，他们很快就粘上了。坠入感情漩涡的杨理仿佛一下子又找回了青春，被"爱情"冲昏了头，忘了自己已是丈夫、父亲、党员，心甘情愿为红颜知己"赴汤蹈火"。
杨理一手把她调进了苗林，还给了一个门市部主任的头衔。这还不够，苗林其他领导都不配手机，他却花了８０００元公款给"知己"买了一个。仅一年多，又给她换了两个。杨理几乎每天都要去她的门市部转转。为讨"知己"的欢心，他将受贿的钱甩手就是５００元甚至１万元给她。不仅如此，在苗林其他部门，他都安排了"知己"的亲戚，将苗林变得如同是自己开的，要怎样就怎样。他甚至公开叫嚣："谁和她过不去，就是和我过不去。"职工们敢怒不敢言，有些实在忍不下去的职工就向检察机关举报。
四
    上级纪委书记找他谈话，让他自己说清问题，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有任何经济问题。这时如果杨理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恐怕还有药可救，可他偏偏一意孤行，一错再错。就在谈话后没几天，他一下子又从花卉代理商处拿了４万多元的回扣。与此同时，他还贪污了两笔公款。
    不久，某反贪局以受贿罪对杨理立案侦查，后将其刑事拘留。在审查起诉期间，又发现其有贪污罪行，遂以贪污、受贿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杨理竭尽狡辩，推卸责任，他自以为是的"谨慎"和"巧妙"在证据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他以两罪合并被判处有期徒刑８年。
    服刑之后，杨理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泪水洗刷不了犯下的过错，忏悔弥补不了曾有的美好。"一个贪，一个色，使我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正值花季的女儿失去了父爱，妻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我有罪……"杨理在大墙内经受着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