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布莱尔政府在整理、综合和修订现存各种反腐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公布了新的《反腐败法》草案，进一步用制度法规遏制腐败。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称得上是现代政治腐败的鼻祖，因此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反腐败法的国家。早在１８８９年，英国就颁行了首部反腐败法，其后又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１６年两次颁行《防止腐败法》。尽管英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也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腐败丑闻，却没有发生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如同附骨之疽难以摆脱，又如瘟疫一般容易扩散的大范围的权钱交易和政治腐败。可以说，英国已经从总体制度上预防和控制了腐败的蔓延。

一般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基本遏制腐败，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定期换届选举制度。对下而非对上负责，选民的满意度是赢得选票的关键因素，媒体也因报道选战获得更多监督政府公职人员的机会。二是反对党制度。通过公开评议执政党执政情况、监督高级官员个人操守及对权力腐败的曝光等，既争取了轮流执政，也遏制了执政党的权力腐败。三是法律与舆论的有效监督。舆论监督是英国赖以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法宝，更是西方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西方新闻媒体享有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公众应该享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即知情权。西方传媒理论认为，政府可能滥用职权导致社会的腐败和危机，而舆论监督则是对政府运用职权的有效制约。

选举制、反对党制度和媒体共同促进了政府的信息透明化；而政府信息透明化则不仅方便了舆论监督，也使权钱交易实际上对当事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困难行为，有助于培养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更使公众因知道政府在干什么和没有干什么而了解政府，公众的不满有宣泄渠道，社会也赖此保持安定。

记者在采访英国公务用车制度时发现，政府车辆处各级负责人的名字，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车贴等在内的年收入，不仅列入年度报告交议会审核，而且全部在网上公布。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政府大臣的公务活动和经济状况也同样高度透明。布莱尔出访美、日、中、韩，其夫人切丽穿了一套价值７０００英镑的裙装，报纸就连讥带讽地捅了出来，虽然切丽花的是自己的钱。

“凯利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这是媒体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决策的监督问题。因为“凯利事件”的导火线乃是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关于政府授意夸大对伊动武证据的报道，而身为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的凯利则是ＢＢＣ这一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腐败”的定义远比“行贿受贿”宽泛得多。如果布莱尔政府当真被确认如ＢＢＣ报道所指责的那样，授意夸大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报告，以误导公众支持对伊战争，那么就无疑构成了严重到足以扼杀布莱尔政治生命的“腐败”。也许有人认为，布莱尔的政治声誉因“凯利事件”严重受损，说明舆论监督不利于政府赢得公众的信任。但从长远来看，情形恰好相反。它说明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事关公众或国家利益的决策上欺骗或误导公众，将会导致何种严重的后果，足以成为布莱尔继任者的前车之鉴。

理论与现实永远有着一定的差距。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尽管政府信息已经相当透明，尽管有一系列制度保障，但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里仍含有很多政治运作成分。“凯利事件”中，唐宁街被怀疑故意挑起与ＢＢＣ的口水战，以转移公众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注意力；而反对布莱尔的工党议员以及两大反对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也趁机激烈攻击布莱尔政府，其用意显然着眼于两年后的大选。英文中有个常见词“ＳＰＩＮ”，意思是把某一新闻事件当成陀螺来抽打，争取使它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旋转。但与选举制和现代政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舆论监督机制，使各种政治势力都有机会尽力往不同方向抽打同一陀螺，从而使得事实真相即便不完全，也可以大部分浮出水面，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得到了基本保证。

凡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纠缠不清的地方，都是权钱交易的沃土。政府的信息透明，有制度保障的、有效的舆论监督，可使这些纠葛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公众知情权真正得到保证，腐败的沃土将有望变得贫瘠。